宗教、爱国主义和无望阶层

文/pkuwd

在低门槛的安抚失落,低成本的表达忠诚,立竿见影的获得尊严和成就感方面,宗教和爱国是统一的

2016年占据媒体版面的都是各种动荡。宗教极端势力在所有发达国家搞恐怖主义,发达国家搞政治不正确排斥异己、发展中国家搞保守化和倒退,天朝则闹起了攻击女明星的爱国主义。不论是搞自杀袭击的恐怖分子、支持宗教势力的保守民众、投票给脱欧和Trump的英美民众,还是帝吧主力以及迫不及待要打倒赵薇的小粉红,被主流媒体描述的群像具有以下共性:相对低收入、低学历、冲动愚蠢且不计后果。但是,不论主流媒体如何嘲弄,他们的声音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威胁到政治稳定和几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仅仅是嘲弄他们蠢应该是不够的,很有必要问问为什么?

在现代世俗社会中,不论是宗教还是爱国主义,其基本盘都是未能融入、不被重视、可有可无的失败者,不妨称之为无望阶层。但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和被重视、被尊重的内在需求,当他们在现实中碰壁不断碰壁时,他们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加入一个能够让他们得到尊严感的组织,渴望展示自己的力量获得尊重。即使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接纳,他们都可能发展成为自动皈依的极端分子,即使他们并不了解也不遵循他们声称皈依的组织。

幸运的是,不论是宗教还是爱国主义,进入门槛都足够低。只要能接受最简单的宣讲即可,不论贫穷还是残疾,都能得到教会/爱国团体的接纳。表达对宗教/爱国组织的忠诚及显示力量的要求也足够低,愿意一日五叩、反复讲授神迹或者坐在显示屏后键盘攻击即可。尤其是在天朝参与爱国,往往演变为王朔说的没有危险撒泼打滚的机会。当无数个这样现实中的失败者聚集起来,他们就能要么怒砸日本车封锁肯德基,要么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讲,这些现实中的无望阶层可以说是在另一个领域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宗教领袖、Trump的支持者以及走上街头爱国的都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也未必是穷困的底层。但就像所有的民族都有叛徒、所有的革命都有投机者、所有的宗教都能做成生意一样,爱国也可以是被利用的。引用一段关于慈禧和义和团的段子:庚子年,端王让大师兄们表演刀枪不入。慈溪深表嘉许。事后荣禄问:“太后您信这个?”慈禧道:“把戏是假的,可这几十万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要善加利用,一旦开战可以用来填洋人的枪子。”

另一方面,这些人是无望阶层而未必是底层。因为他们并不是绝对的穷困,并无冻馁之忧。他们只是看不到学业成就的学生、看不到提升机会的打工仔、在单位永远混不上去的普通员工、失业后无法再就业的人,或者是够不上买房门槛而在高涨的房价前日益绝望的单身者。他们只是赶不上经济增长的一群,相对落后而且无望改善的一群。他们的存在就像大堆的干草,等待被引燃。至于引燃他们的究竟是极端宗教还是爱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讲,可能并不重要,只是他们凑巧能碰到什么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无望阶层是刚刚冒出来的吗?不是的,今天的爱国者和当年那个用U型锁打破二手日本车主的莽汉并没有本质差别。宗教极端主义和街头爱国主义一直存在,毕竟再完美的社会也难免存在跟不上的那部分群体。但是,这部分无望阶层无疑在全世界都越来越扩大了。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缔造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朱镕基改革缔造的黄金时期也过去了,全球化不断扩张将一个又一个国家拉入全球分工的黄金时期也过去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从滞胀危机走出后收益率不断下行,这反映全球都更加富足、稳定,而普通劳动者也分享了全球化的成果。既然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又有什么必要去关注那些宏大但是虚无的信仰或主义呢?然而,世界在2008年危机后换了一个模样。各国以拯救金融体系为目标的印钞政策稳住了经济增长,拯救了金融资本家和资产所有者,却未能拯救深陷债务危机的普通人,更未能提供就业和成长机会给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成长经历要远远好于他们的祖辈,但没有多少空缺岗位留给他们,他们的未来远比其成长的时期黯淡。现存企业机构的中高层都被占满了,底层的职位也一位难求。负利率和高度膨胀的资产价格挤出了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也没有多少新增中小企业来给他们提供岗位和逆袭的可能。现实教育了这些年轻人,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他们的压抑的能量无处发泄,成为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培养皿,只需要一点菌种就能迅速蔓延。

膝跳反射式的央行放水解决不了生产性投资萎靡的问题,政治协商也难以为这些无望阶层真正创造机会。他们对生活的失望和怒火难免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但也非常容易失控,不排除导向多输的毁灭性结果。人类纷纷扰扰的几千年历史中,利维坦的确变得越来越强大,将更广阔的地域更多的人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实现威慑下的和平和发展。但历史也会倒退,利维坦也会更替衰亡。而倒退的时期可能不仅仅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更可能延绵几个世纪。越来越大的无望阶层,只能让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直升机撒钱和财政刺激可能是比QE更好的安抚民心赎买无望阶层的方式,更关注社会分配和机会公平的社会政策也可能有效。从长期看,教育和机会公平无疑是社会稳定最好的工具,但我们也许已经快没有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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